中國冶金報 中國鋼鐵新聞網
記者 樊三彩 報道
當地時間8月24日13時（北京時間12時），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啟動核污染水排海。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染水約有134萬噸，2023年度將把約3.12萬噸核污染水分4次排放，每次約排放7800噸。根據計劃，排海時間至少持續30年。
對日方“排放的核污染水已經過多核素處理系統（ALPS）過濾凈化并進行稀釋，不會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傷害”的說辭，國際社會并不感冒。作為處理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及將核污染水排海的實施主體，東京電力公司（下稱東電）更是因多項黑歷史而無法取得公眾信任，此次更是選擇了成本最低的一種處理方式。
圖為核污水5種處理方式需付出的費用。（圖片來源于網絡）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重視程度迅速提升。企業越來越認識到，僅追求利潤增長而忽略企業環境、社會影響的發展方式難以持續，對ESG的關注度也在不斷提高。而經《中國冶金報》記者了解，執行排海行為、罔顧公眾利益的東電，竟是ESG評級的優等生。這讓人不禁好奇，當前的ESG評級機制是怎樣的？應該如何加以完善？為探究此問題，《中國冶金報》記者采訪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蔣雪梅。
現狀
常見的ESG評級辦法及其指標體系
ESG評級是將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3個方面作為主要考量因素進行投資評估的評級方式。這是一個用于評估和衡量公司或組織可持續性和道德績效的框架，對于企業在資本市場吸引投資，降低融資成本有很大幫助。
目前，國內外ESG評級機構超600家，比如國際上，道瓊斯、MSCI（名晟）、標普、富時羅素、恒生、Sustainalytics（晨星）等ESG評級最具影響力，國內權威評級機構有華證、中證、Wind（萬德）、商道融綠等。每個評級機構都有自己的評級系統和方法，有些機構通過多渠道收集公開信息進行評估，如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JSI）對企業進行評估的數據主要來源有公開信息、公司文件、調查問卷（填寫問卷需提供可公開查詢的信息）、直接與公司聯系4種渠道；有些機構以發放問卷的形式向企業收集信息來進行評估，如碳信息披露項目（CDP）根據企業對問卷的回復，對企業進行A-F的等級評定，A為最高等級，F為最低等級；有些機構看重風險因素，如Sustainalytics的評估體系從ESG風險角度出發，根據企業ESG表現進行風險評估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評級機構都聚焦于可能給企業帶來重大風險和機遇的高實質性ESG議題。
蔣雪梅介紹，當前，ESG評級的應用場景主要有3方面。
第一，ESG指數產品。隨著ESG投資理念逐級普及，國際主流ESG評級機構均推出ESG指數及衍生投資產品，如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標普500ESG指數、恒生ESG指數、MSCI新興市場ESG指數和MSCI所有國家世界指數等。
第二，ESG基金理財產品。國內外各基金公司根據ESG評級結果，篩選ESG表現較好的企業作為投資標的，設計并推廣ESG基金理財產品。據中信證券研報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ESG基金總規模已達2.497萬億美元。
第三，ESG納入信用評級。隨著ESG觀念的逐步深入，國外評級機構逐步將ESG因素統一納入到信用評級框架之下，形成了新的信用評級體系。2019年4月，穆迪收購ESG研究、數據和評估領域的全球領導者Vigeo Eiris的多數股權，并將ESG因素納入其企業信用評級方法學。2019年11月，惠譽發布整合ESG因素的信用評級系統ESG Relevance Scores，為全球固定收益指數中80%以上的債券標的提供信用評級服務。
問題
ESG評級標準不一 結果差異大
經《中國冶金報》記者了解，東電在CDP、標普的評級里成為了ESG的優等生。不過，MSCI對東電的ESG評級為CCC級，始終處于行業最低水平，并在過去6年中始終保持一致。“這是因為MSCI的公司治理指標體系里，包括了公司治理負面信息這一項指標。”蔣雪梅表示，MSCI在評級分析中指出，東電在環境和社會責任議題中存在多種有爭議的行為，特別是有毒排放/廢棄物、社區關系、勞工健康安全等，面臨諸多風險。
“此次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已經暴露了ESG評級現存的問題。”蔣雪梅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一是缺乏統一的ESG信息披露、評級標準。蔣雪梅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現階段，我國內地ESG相關監管文件多由國資委和證券交易所發布，主要監管目標集中在上市公司和央企，尚未發布針對所有企業的統一的ESG相關指引。”其中，在環境方面，主要面向重點排污單位、強制實施清潔生產審核單位和發生嚴重環境影響事件的上市公司、發債企業，以強制環境信息披露為主；在公司治理方面，為上市公司強制性披露；在社會責任方面，為部分樣板上市公司強制披露，如“深證100指數”“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樣本公司、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及金融類公司。
“當前，國內ESG相關研究和標準制定尚沒有統一的標準，如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國資委都有不同的要求。由此，多個金融機構，比如華證、中證、Wind、商道融綠都建立了自己的ESG評級體系和相應的評級結果，這些成果或許會成為未來制定ESG配套政策的依據。”蔣雪梅表示。
不過，她同時強調，雖然ESG理念植入我國已經由來已久，但我國ESG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ESG相關產品和服務布局緩慢，難以符合市場預期。“主要原因是現階段我國ESG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ESG評級結果差異大，也導致ESG投資理念仍有待推廣。”蔣雪梅分析道。
二是ESG信息披露質量不高。ESG信息披露作為ESG生態鏈的開端，是ESG行業發展的基礎，其質量對ESG發展和市場完善具有重要意義。據上市公司協會發布，2021年度我國A股共計4643家上市公司，其中僅1399家披露了ESG相關報告，披露率不足1/3，且披露質量差異較大。同時，據相關研究顯示，我國企業ESG信息披露普遍存在以下問題：ESG信息披露整體質量不高，且兩極分化嚴重；定量信息披露少，且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缺乏有效驗證，數據透明度、可比性、可靠性不足；企業選擇性披露，信息失衡，披露內容無法全面反映企業的真實情況。“缺乏ESG實踐對公司財務績效影響的披露，不足以作為價值投資的參考。”蔣雪梅認為。
“除了上市公司和央企之外，其它企業的ESG披露仍屬于自愿行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量企業對ESG理念認知不足，自主披露意識不強。而對上市公司和央企而言，ESG信息披露又沒有可遵循的統一的披露標準，導致企業ESG信息披露質量不高。”蔣雪梅表示。
三是ESG信息收集、核算難度大。蔣雪梅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企業ESG數據搜集和核算在我國還屬于起步階段，相關人才較少，如何保證相關數據的準確性是ESG信息披露提質增效面臨的關鍵問題。”
由于ESG覆蓋范圍廣，涵蓋企業各業務條線、各部門的戰略規劃、生產經營、治理結構、治理措施、員工責任、安全生產、供應鏈管理等信息，且上市公司、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等大型企業控股子公司眾多、業務多元化，導致ESG信息收集工作量大，數據統計核算難度大，難以保持統一口徑，容易出現統計錯誤。
四是ESG評級結果差異大。蔣雪梅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我國ESG評級機構依賴于公開渠道獲取的數據對企業開展評級，由于基礎數據嚴重缺失，且數據真實性、可靠性難以保證，導致評級結果難以獲得投資者和利益相關方的信服。“各家評級機構的指標體系、評級方法、基礎數據都存在差異，導致同一家企業評級結果差異較大。”她認為，未來，隨著監管政策的不斷完善，ESG價值觀的逐漸趨同，預計不同機構對同一家企業的評級結果可能會在一定區間浮動，不會偏離太大。
五是ESG投資策略應用范圍有限、規模小。我國企業ESG信息披露質量不高，評級機構、數據服務商難以獲取有價值的信息，進而做出有效的量化評估，因此，投資機構難以依據評估結果對ESG風險和ESG價值做出全面的分析判斷，導致ESG投資策略在我國尚未廣泛應用。
據Morningstar Direct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球ESG基金總資產管理規模達到2.7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6%，ESG基金數量超過6000只。美國ESG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達到了3570億美元，規模顯著增長。據Wind統計，截至2021年底，我國公募基金資產凈值合計25.56萬億元，同比增長28.5%；公墓基金數量達9175只，其中以ESG為主題的公募基金總數200只，基金規模合計達2612.22億元，同比實現翻倍增長。
蔣雪梅分析道：“我國ESG投資主題的基金規模雖增長迅速，但與歐美成熟市場相比存在投資規模偏小、產品單一等問題。”
建議
統一評價標準 將環保情況作為重要考量
基于此次事件，結合ESG評級存在的問題，蔣雪梅提出以下針對性的建議。
第一，建立統一的動態評價標準與評價程序。事實上，不管是國際還是國內的ESG評級機構，都存在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因此，蔣雪梅認為，我國在建立ESG評價體系時，首先應當注重行業標準的統一，從而確保ESG評價結果的完整、有效、可比較性；在建立統一標準時，也應當將我國的環境保護實際情況作為評價體系建立的重要考量。
她具體建議道：“由于我國的環境監管尚處于起步階段，環境違法現象長期存在。應當將環境違法行為作為環境指數評價的最重要權重指標之一，敦促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遵守法律、達標排放。同時，應該依據我國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將能源消耗強度、碳排放情況也作為考量因素，允許動態調整，以改變以往只注重環境污染、忽略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問題，鼓勵企業淘汰落后技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此外，還要對數據來源進行規范與計算方法的統一。”
第二，采取完全強制披露評價結果原則。“完全強制披露是實施統一的ESG評級的基礎。”蔣雪梅表示，我國一旦實施了統一的評價標準，對評價結果的強制披露就不會泄露企業與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商業秘密，反而可以促使企業履行環境保護責任，提高評價結果的可信度。
她建議，在披露時，首先，應當遵守披露的全面性與準確性，即標準所涵蓋的因素應當全面披露，所披露的結果應當為準確的測算值。其次，披露過程中應當對于環境違法情況詳盡披露，以敦促企業守法，加強社會公眾的監督。最后，還應當與公司年報、半年報等財務報表、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頻率保持一致，方便公眾、投資人獲知企業在環境方面的評價結果。“強制披露是ESG評價體系推廣應用的關鍵，越多企業加入到ESG信息披露的隊伍中來，ESG評級就越有意義。”蔣雪梅補充道，評價的核心在于標準與方法的一致，評價的關鍵在于公開、透明的披露。
第三，加強評價前后的審查與核實工作。全球ESG評價機構眾多，主要采取第三方機構評價的策略。然而第三方機構有著先天性缺陷，即存在客觀性與獨立性風險。
“在對企業環境進行評價時，交易所、環境部門可以對評價機構采取備案制監管，設置評價人員的準入門檻，以責任終身制來規避評價人員徇私舞弊的風險。同時，加強對評價報告的核查工作，抽樣檢查評價報告的合規性與真實性。”蔣雪梅建議，通過事前對機構、人員進行資格審核，事后對報告真實性、客觀性、科學性進行檢查，確保評價的客觀性與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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