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并將其作為工作部署之首。原因何在？
國內需求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面對國內經濟運行新舊動能轉換、有效需求不足，基于全球與中美經濟運行邏輯的轉變，擴大國內需求能夠部分對沖美國需求份額的損失，增加中美關稅談判的籌碼，促使微觀主體跳出“內卷式”競爭的陷阱，從低水平均衡提升至高水平均衡，增強各方的獲得感。
擴大國內需求，也是近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注的核心議題：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2024年首提“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并且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癥結，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為謀劃2025年經濟發展及未來更好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戰略作用提供了行動指南。
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然選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判斷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性加深，特點是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其緣由是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特朗普2.0”時代的擾動，將導致未來出口承壓明顯。
從出口看，自新冠疫情后，我國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在低位徘徊。2020年—2023年，凈出口對實際GDP增長分別貢獻了0.6個百分點、1.9個百分點、0.4個百分點、-0.6個百分點。研究表明，以出口關稅彈性方法簡單測算，若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10%的關稅，在不考慮轉口貿易對沖的影響下，或將降低中國出口2.5個百分點~3.7個百分點，進而拖累我國GDP的增長。
從投資看，橫向比較，依據工銀國際研究，全球平均水平1%的投資增長可帶動0.03%的經濟增長，而中國1%的投資增長可以帶動0.151%的經濟增長，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過低于美、日等發達國家0.252%的水平。縱向比較，2023年全國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為28.917%，共計貢獻了1.5個百分點，是自2001年以來的歷史第三低位（僅高于2021年的19.81%和2015年的22.6%）。顯然，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過度依靠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從消費看，美、日等國每1%的消費增長可分別驅動0.658%、0.717%的經濟增長，而我國每1%的消費增長僅驅動0.409%的經濟增長，因此，消費對GDP增速的貢獻仍有巨大的空間。
全方位擴大內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經濟可持續運行的內在要求。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一是著力擴大有效需求。目前，經濟運行困境的實質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費和投資需求），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才是根本之策。因此，要千方百計保障與增加居民收入，重點是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包括對失業大學生的補助、對農村老人群體的補貼、優化生育環境等。
二是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通過落實“兩新”政策，推動大宗商品消費持續擴大，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大力實施城市更新，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保障地方政府基建投資能力有效釋放，進一步提升產能利用率、投資收益率。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支持和規范新就業形態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等，拓寬居民增收渠道，提升消費能力、意愿和層級。
三是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我國有近3億居民參與了股市投資，超六成的居民財富為房地產，若樓市、股市持續走低，導致財富負效應、財富縮水、預期降低，將影響經濟下行。因此，要穩住樓市，就要打出“組合拳”，即實施“四個取消”（取消限購、取消限售、取消限價、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實施“四個降低”（降低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降低住房貸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貸款利率、降低“賣舊買新”換購住房的稅費負擔）、實施“兩個增加”（新增實施100萬套城中村改造和危舊房改造、擴大房地產“白名單”項目），對商品房建設要嚴控增量、優化存量、提高質量。對資本市場，加強和改善市場預期管理，著力穩資金、穩杠桿、穩預期，推動長期資金入市，切實維護資本市場穩定。
四是著力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增加民生保障的支出比例。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資金主要來源為個人與企業繳費，增加了居民的謹慎性、預防性儲蓄，降低了消費能力和傾向。因此，應適度增加福利性財政支出，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和醫保財政補助標準。
五是完善優化供給與消費結構。目前，我國商品消費呈現“整體升級、局部降級”的變化趨勢，居民需求從生存型消費逐步進入到發展型消費；服務消費則處于消費升級階段，消費潛力大，尤其是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教育、金融服務等服務性消費要重點發展。因此，要保障基礎型消費潛力，激發改善型消費活力，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增強服務消費動能，優化服務消費環境和強化政策保障等，為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活力。
六是財政、貨幣政策要支持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存在重投資、輕消費的結構性偏差。為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方向應實現重心轉換，由更多偏向投資轉向消費與投資并重，形成“政府刺激消費，消費激活市場，市場引領企業，企業擴大投資”的良性循環。政府要從建設財政逐步轉向建設與民生并重、保證民生支出占比上升的態勢。隨著各項政策舉措的持續發力，居民收入有望持續增加，消費者信心將不斷增強，消費潛力將持續釋放。
何立勝 楊志強（何立勝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楊志強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博士，均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