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期，有關世界經濟走勢的關注集中在周期性趨勢上。數據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這一輪全球經濟復蘇于2018年下半年觸頂。經合組織不久前發布中期前景展望，再度下調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并稱“全球增長放緩可能具有結構性”，低增長態勢正變得“根深蒂固”。
經合組織的最新報告喚醒了對結構性問題的擔憂。回到三四年前，世界經濟疲態引發焦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到2016年，全球GDP增速已連續5年低于長期(1990—2007年)均值3.7%。之后，世界經濟在2017年上半年出現“同步復蘇”態勢。但樂觀情緒曇花一現，2018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稱，“同步復蘇不復存在”，“約兩年前開始的廣泛全球經濟擴張已經進入平頂期”。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今年7月的評估顯示，衰退風險指標自2009年以來首次突破32%。近半個世紀以來，只要這一指標超過28%，經濟衰退的到來便毫無懸念。
世界經濟正在下行，它不但面臨轉入周期性衰退和突發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也面臨掉入長期“低增長陷阱”(伴隨高債務、低通脹)的風險。當前，衰退與貿易戰關聯度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衰退和危機屬于周期性反應，它不能代替對長期低增長、高債務這類結構性問題的擔憂。
全球經濟增長的長期隱憂，首先體現在中美兩大經濟體的調整變化以及其他重要經濟體表現平庸上。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對全球經濟的高貢獻率，但從高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增長，還是會相應地影響到全球增速。美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后復蘇乏力，雖然這兩年得益于周期和減稅等因素，復蘇一度顯出“強勁”勢頭，但很快又顯現下行和向衰退方向的轉移。美聯儲7月也已改變對走勢的判斷，提前終結加息和縮表計劃。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似乎只是時間問題。較之中美，歐盟表現更弱。歐洲多國已實行負利率，應對增長失速的政策空間幾乎耗盡。
導致低增長的結構性因素難以解決。首先是勞動生產率提升遇到瓶頸。二戰后日本和西歐的勞動生產率出現恢復性高增長，趕上美國水平，在近20年間，世界經濟保持5%高增長。但1970年代中期以后，生產率增速放緩，當前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勞動生產率都呈現長期下降趨勢。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經歷了比美國更嚴重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比利時的勞動生產率從近高峰時的7%降到當前的0.5%。高科技明星芬蘭的勞動生產率從5%跌至近乎為零。追趕明星韓國從6%跌至今天的3%。
其次，成熟經濟體債務負擔加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4月份公布的財政監測報告顯示，2016年全球債務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64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225%，比2009年的歷史最高點還高12%。其中，發達經濟體的債務水平遠遠超過新興市場的債務水平。報告顯示，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債務占其GDP的105%。中等收入國家的債務平均占GDP的50%左右，而低收入國家債務則占其GDP40%以上。報告結果意味著各國政府應該削減公共債務水平并建立緩沖機制來應對“將來不可避免會遇到的挑戰”。
第三，老齡化影響總需求，增加公共支出負擔。世界總人口將在世紀末增加到110億，發達國家人口逐漸老齡化，勞動力減少，只有非洲以及南亞人口在增長。2016年匯豐預測，由于人口結構變化，未來10年世界年均經濟增長率將比過去10年低0.6%。
由于存在結構性困難，大規模貨幣寬松、財政刺激、產業政策、科技投入、就業輔助等措施，避免了“大蕭條”，短期內有一定效果，但改變不了長期增長疲態。增長意味著，在一個較長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地區)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有質量的增長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近2000年間的個人收入狀況處于停滯狀態，始終在維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直到工業革命的發生，一切才開始有了根本性變化，先是歐洲，然后是美洲和亞洲，世界各地陸續告別停滯，走上持續增長的道路，從而實現了生活水平的持續提升和極大改善。
當前人口紅利減退，政策空間用盡，未來的增長出路主要在于技術革命。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實現有質量增長的關鍵。目前高新技術及其應用呈現多點頻發，但是需要一次蒸汽機革命、能源革命和信息技術革命這種層次的代際技術集群式爆破，形成質的飛躍，或者有望改善促進增長的深層動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速重上臺階。
全球化逆向前行、地緣政治變化及政策不確定性，使陷入低增長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結構性問題一時間神仙也難下手。世界各國能做的，是改變錯誤的貿易政策，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同舟共濟，扭轉并穩定全球預期，阻止局勢惡化。目的是為技術革命的代際爆破留出時間，以挽救全球經濟增長，挽救未來。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