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六之爭無疑是2019年歲末的經濟熱點之一。對于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各界均無異議。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應對經濟下行改革優先
保六之爭背后反映的是政策與市場之間的預期差。2018年國內經濟增速較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中國央行頂住美聯儲四次加息的壓力，全年三次普遍降準累計達2.5個百分點，到2018年底中美國債收益率差大幅收斂甚至倒掛。2019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同比回落0.5個百分點，且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已降至6%，中國央行在美聯儲三次降息并重啟擴表情況下，卻僅僅兩次普遍降準累計達1.5個百分點（1月份為一次宣布、分兩次實施），現在中美國債收益率差在上百個基點以上。過去一年來，關于降息降準的市場傳聞總是不絕于耳。
從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看，2020年仍將是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決打贏三大攻堅戰，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
之所以2020年經濟工作依然保持改革比刺激重要的戰略定力，主要是因為政府認識到，中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時集中出現）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對經濟工作的四個重要認識：一是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二是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三是必須善于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四是必須強化風險意識，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同時，前期穩增長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效果正在逐步顯現。如隨著基建投資發力，2019年前三季度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第一季度提高了0.43個百分點。再如，去年11月份經濟運行出現了“兩加快”（工業服務業增長加快、市場銷售加快）、“兩穩定”（就業形勢穩定、外貿外資形勢穩定）、“兩改善”（經濟結構改善、市場預期改善）的積極變化。
此外，保不保六或許本身就不是問題。受益于全球貿易局勢緩和、貨幣政策重回寬松、世界經濟企穩甚至回暖，2020年外部環境于我相對有利，這有助于減輕對刺激政策的依賴。在假定沒有額外刺激的情形下，市場普遍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在5.7%到6.2%區間。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2020年1月份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有意將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值從5.8%提高到6.0%。
潛在產出是理解當前穩增長選擇的出發點
2019年9月份，李克強總理訪俄前夕接受媒體采訪，在回答中國政府有沒有GDP增速的紅線問題時指出：“中國政府始終把穩就業擺在突出位置，我們穩增長主要是為保就業。只要就業比較充分，收入持續增加，環境質量不斷改善，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12月份，易綱行長在闡述穩健貨幣政策的具體內涵時表示，所謂總量適度，就是要“保持貨幣條件與潛在產出和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
潛在產出，就是生產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時的經濟產出水平。其中一個顯性的衡量指標是，充分就業條件下所實現的經濟產出或增長水平。當然，這是一個理論的概念，定性易、定量難。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前提假設，會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但實際增長不能偏離潛在增長太多，否則就可能產生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這仍是基本經濟規律。
正如大家對于均衡匯率的具體水平各執一詞，但均衡匯率決定市場匯率，同時市場匯率又是圍繞均衡匯率上下波動，仍是外匯市場的價值規律體現。如果政策上采取了穩匯率操作，并最終取得成功，就一定說明當時的市場匯率接近合理均衡的水平，哪怕這一判斷曾經備受市場質疑。否則，即便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體量第一、黃金儲備第一，也不得不因美元危機不斷，而放棄了“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由于人均收入提高、資本形成增多、技術進步放緩和人口結構變化等原因，中國潛在增長下行是大多數人的共識。這是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應對造成“三期疊加”的影響尚未消除，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現在的宏觀調控空間，或者說透支了現在的經濟增長潛力。
2009至2018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8.6%。如果不是2009至2011年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那么今天達到目前的經濟實力，經濟增速仍將維持在8%以上。有鑒于此，在潛在產出的分析框架下，當前宏觀調控“托而不舉”也就不難理解了。
穩信心恐不在于短期穩增速
主張保六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經濟增速破六，有可能惡化經濟下行的預期，進一步打擊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顯然，這只是一部分人，而不代表所有人的看法。因為對于微觀主體來講，無論在怎樣的增速下，都是機會有好有壞、投資有賺有賠。即便現在主張保六，未來情緒轉向樂觀時，也可能認為6%左右的增長是好事，因為這減輕了當前資源錯配的壓力，中長期看有助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即使要保住某個增長紅線，筆者倒是更加傾向于基于科學嚴謹的分析，而不是拍腦袋拍出一個整數關口。比方說，為了維持某個新增就業水平，實際經濟增速不得低于多少；為了維持某個宏觀杠桿率水平，名義經濟增速不得低于多少，等等。因為從2019年人民幣匯率破七的經驗看，整數位很可能就是一個心理關口，破了也就破了。糾結于某個整數關口，很可能是自己嚇自己。
筆者相信，即便沒有額外刺激，2020年中國經濟在外部環境改善、增長動力轉換的情況下，有望實現6%左右的增長。穩預期的關鍵不在于保住某個經濟增長數值，而在于市場化的改革和高標準的開放進一步推進。這才是民心所向。
我們經常講，匯率改革，機制比水平重要。通常，表面看到的人民幣破七，是匯率貶值。但更深層次的是，破七之后人民幣匯率的上下空間打開，匯率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所以，境外投資者并未因為破七而緊張，反而更加放心地買入人民幣金融資產，因為增加匯率彈性與擴大金融開放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制度是長期的、穩定的，政策是短期的、易變的。近年來對企業家信心影響較大的，更多是因為政策的左右搖擺、忽冷忽熱。2019年，政府在完善市場準入（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頒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完善市場主體退出機制改革方案、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頒布新的外商投資法、加快推進修訂證券法、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建設全國統一開放且競爭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場、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等方面采取或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沒有直接效果，但長遠看有助于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中國現代經濟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這些舉措才有助于從源頭提振市場包括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而且，潛在產出和增長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加快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等，才是更為根本和長遠的，才能真正減緩中國潛在增長下行速度，甚至還可能推高潛在增長，使得中國經濟能夠維持更長時期的中高速增長的戰略機遇期。
當然，任何政策選擇都是排他的，都是有利有弊的。對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方面要求遵循客觀規律，重大政策出臺和調整要進行綜合影響評估，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另一方面強調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要做好工作預案，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
（作者管濤系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