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利浩
“研發投入強度”的分子自然是為研發投入的金額。分母則真實存在兩種算法：統計部門統計時采用“國內生產總值”，對企業考核時則用了“營業收入”。
這樣的算法，在地區和企業之間同樣“不自洽”。因為“國內生產總值”對應的是企業的“增加值”、而不是營業收入，增加值一般都小于營業收入。如果一個地區只有一個企業，企業的營業收入1000萬元、增加值500萬元、研發投入100萬元，統計部門統計的“研發投入強度”為20%，而企業計算的“研發投入強度”卻只有10%。
這樣的算法，在不同企業之間同樣地“不可比”。我舉的中國企業聯合會公布的“2020中國企業500強榜單”的例子，同為研發投入的前十大企業，華為公司研發投入1316億元，百度公司183億元，華為是百度的7倍多，但計算“研發投入強度”后，華為只有15.33%，百度卻有23.49%，華為比百度少了近8個百分點、低了近三分之一。這種投入金額和“強度”的嚴重背離，原因就在于采用營業收入作了“分母”。華為是電子制造業，營業收入中包含的外購成本和服務較多，比“增加值”大得多；百度是信息服務業，營業收入中的外購部分很少，比較接近“增加值”。
“研發投入強度”指標一開始同樣也只用于比較、分析，“含金量”不太高，無論用“營業收入”或“增加值”作分母的差別后果不嚴重。國外如歐盟的一些企業也有用營業收入作為分母的，因為他們的主要用途是在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之間、或在同一企業的不同年份之間比較，“不可比”程度不大。現在，在國內，這個指標已經越來越成為企業資質評定、科技經費投入、政府資金支持、有關政策享受等幾乎所有場合的衡量標準，而且都只看指標數值、不做差異分析，比如，不會對電子信息制造業和電子信息服務業制定不同的標準。從去年開始，國務院國資委也把“研發投入強度”作為對央企僅有的五個考核指標之一，也沒有對不同行業、不同業態的央企制定不同的考核標準。如果繼續采用營業收入作為分母，不可比性造成的后果就會越來越嚴重。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國家有某項非常重要的政策的享受門檻是“研發投入強度超過20%”，那么，上例中的華為公司就無端喪失了資格。作為國內研發投入金額第一的華為，確實會“很冤”。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關于“不自洽”，有一種觀點是：這種算法已延續多年，而且不少人心目中也認為“國內生產總值”對應到企業就是“營業收入”，“增加值”太專業了，“研發投入強度”這個指標也不存在企業和地區核對的問題，因此不著急改。誠然，“國內生產總值”和 “營業收入”之間的差異沒有“參加高考的學生數”和“全校學生總數”那么通俗易懂，但是，作為一個非常關鍵的統計指標，嚴謹度、一致性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小鎮只有一個對研發有投入的企業，怎么解釋統計和企業之間指標的不一致？
關于“不可比”，有一種建議是：不改分母，可以為不同行業設立不同的考核、評價標準，這樣，華為適用于制造業的標準，百度適用于信息服務業的標準，就不會“不可比”了。沿用上面的例子，這就相當于要為“只有高中部”、“同時有高中、初中部”、“既有中學又有小學”的各類學校設定不同的“高考錄取率”，而且，要保證企業的可比性，分類會多達幾十個、甚至數百個，你可能要為“手機制造類”和“芯片制造類”設定不同的標準值。直接改一個分母，應該簡便很多？
關于“可操作性”，有一種顧慮是：“營業收入”是財務報表有的，“增加值”要另外算，增加工作量。沿用上例，就相當于“‘全校學生總數’是報表中現成的，‘參加高考學生數’要分班統計”一樣。分班統計應該不難，同樣，雖然“增加值”不是現成的財務指標，但是，完全可以從已有的財務指標中通過簡便的計算得到，而且計算過程和結果都可驗證、可核查，也不依賴統計部門的任何統計數據。完全可操作。
因此，無論是為了保證企業和地區（城市）之間在“研發投入強度”的含義、體系上的自洽，還是為了保證不同企業之間的可比性、客觀公正，還是考慮工作量和可操作性，都應該盡快把企業“研發投入強度”指標的分母從“營業收入”改為“增加值”，并相應適當提高考核、評價的標準值。
“研發投入強度”，既作為基本門檻出現在各類企業認證、資質評定的文件中，又作為主要標準出現在各項政策支持、資金投入的規定中，更作為施政業績出現在各級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是衡量城市、地區、國家競爭力的主要指標。指標的重要性和受關注、重視的程度，應該已和“國內生產總值”在同一層級。如有不盡合理之處，自應盡快完善。拋磚引玉，求教方家。
（作者為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