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碳關稅（CBAM）首批覆蓋行業是水泥、化肥、鋼鐵、鋁、電力和氫行業，依據的是所謂的‘碳泄漏’。如果一個國家的排放政策增加了當地成本，那么另一個政策較寬松的國家可能會具有貿易優勢。在對生產的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可能會轉移到價格較低、標準較低的國家（境外生產），最終全球排放量并未減少。”11月16日，在“興達高峰論壇2024”上，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葛紅林以鋁為例，從中國和歐盟鋁工業發展現狀、國家政策、能源結構、企業減排等因素，對歐盟鋁碳關稅的實施作出客觀分析，闡述其對中國鋼鋁產品具有不合理性，希望對鋼鐵出口企業有所幫助。

圖為葛紅林

　　葛紅林指出，鋁及鋁合金因良好的性價比，不僅應用于傳統工業的民生產業，而且不斷拓展應用于新能源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鋁產業鏈中，能耗主要集中在用電環節，每噸耗電約13500千瓦。他表示，中國鋁工業發展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中國是具有完整鋁產業鏈供應鏈的國家，是全球最具發展活力和規模最大的鋁產業聚集地。2007年起中國鋁產品產量和消費量持續位于全球首位，2022年電解鋁產量占全球64%。

　　第二，中國是全球現代鋁冶煉技術裝備策源地，實現了從落后到先進的巨大進步。截至目前，中國電解鋁已經淘汰了全部落后產能，實現了提檔升級，還向印度等國輸出成套裝備和技術。

　　第三，中國實施法制化市場化的改革，實現了電解鋁產能總量控制和出口限制。我國確立了電解鋁產能4500萬噸 調控天花板，通過實施30%的出口關稅，基本杜絕了中國電解鋁的出口。

　　第四，中國堅持綠色低碳發展，電解鋁電耗連續20年全球最低。據國際鋁協統計，2021年中國、歐洲及全球噸鋁綜合交流電耗分別為13511千瓦時、15146千瓦時和14114千瓦，2022年中國噸鋁綜合交流電耗進一步降至13364千瓦時。

　　葛紅林從四個方面對中國和歐洲鋁工業的主要指標進行了對比分析。

　　從產量對比來看，新世紀以來，雖然歐洲鋁消費量不斷增加，但電解鋁產量基本穩定在1000萬噸左右，消費缺口由進口彌補。2008年，中國電解鋁產量首次超過歐洲并不斷增長；2022年產量達到4000萬噸，是歐洲的四倍。

　　從中歐鋁材進出口對比來看，從2013年起，中國鋁材對歐盟出口呈現上升趨勢，2022年達到54萬噸，金額23億美元；中國從歐盟進口的鋁材呈現下降趨勢，到2022年降低到4.6萬噸，金額3.4億美元。

　　從能耗指標對比來看，據國際鋁協統計，中國電解鋁耗電量，即碳排放量，繼2002年達到歐洲能耗水平后，下降至2021年的13500千瓦時／噸。這歸功于中國政府和企業對節能減排工作的共同努力。而在過去的25年間，歐盟電解鋁生產的耗電量基本保持不變，出現了令人難以想象的“不進步”現象。再細分看，歐洲噸鋁綜合交流電耗，即使2021年較低時，也達到15146千瓦時，比中國同期高出1600多千瓦時。按照歐洲年產1000萬噸計算，總的耗電量比中國的平均水平增加160億千瓦。

　　從用電結構對比來看，2022年，歐洲能源結構比中國更加清潔化。中國水電比例雖然略高于歐洲，但中國核能、天然氣、再生能源發電比例遠低于歐洲，導致中國煤電占比為62%，遠高于歐洲的16.7％。

　　“值得指出的是，長期以來，歐盟將亷價的水電優先配置給高耗能產業，用于提高市場競爭力。而中國對高耗能產業用電，不僅采取不鼓勵政策，而且加大用電成本，遏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葛紅林分析道，“由此導致的雙方結果是：歐盟是落后的高耗能電解鋁生產線配置了綠色清潔的能源，而傳統能源配置給了民生等其它領域，這也是歐盟的電解鋁被標上水電鋁（綠電鋁）的原因，并以此來對比中國部分企業的煤電鋁。中國是先進的低耗能電解鋁生產線，配置了傳統能源和綠色清潔能源，而綠色清潔能源配置給了民生等其它領域，這也是中國的電解鋁不能全部被標上水電鋁（綠電鋁）的原因，部分企業的煤電鋁成為社會詬病。”

　　在此基礎上，葛紅林用四個發問，分析了歐盟碳關稅對我國鋁產品的不合理性。

　　第一個問題：歐盟的當務之急是什么？葛紅林表示，對歐盟鋁工業來說，歐盟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必須充分意識到歐盟鋁工業在節能減排方面的落后局面，并采取實際行動加快淘汰落后的電解鋁產能，實實在在地降低生產過程的碳排放。首先應對歐盟超過世界平均能耗水平的電解鋁企業的產品征收額外的碳排放費用，不論它使用的是水電、煤電，還是自建水電站的水電。如果對能耗指標優于歐盟的中國鋁材征收碳關稅，將實際產生打擊先進保護落后的作用，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第二個問題：將廉價的水電優先配置給高耗能產業，而不是民生領域的方向對嗎？葛紅林表示，歐盟將廉價的水電優先配置給落后的電解鋁生產企業的做法，存在極大弊端，引領了錯誤的方向。其在一定程度上縱容和保護了落后產能，降低了企業技術改造的動力，導致歐盟電解鋁生產工藝水平整體上仍然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企業至今還運行著在中國明文列為被淘汰的落后生產線，極大損害了歐盟碳形象。

　　第三個問題：歐盟是否做好了被反噬準備？葛紅林表示，目前，中國已形成水電鋁產能1000萬噸，對于年出口歐盟50萬噸的鋁材量來看，很容易做到出口50萬噸的水電鋁加工材。根據CBAM碳邊境稅的計算方式，應繳納CBAM費用=CBAM證書價格×[E1– E2×a]×M–C。其中，E1=進口產品碳排放因子（噸CO2/噸產品），E2=歐盟同類產品碳排放因子（噸CO2/噸產品），a=歐盟產品免費配額比例（%），M=產品量（噸），C=出口國碳成本，CBAM證書價格=每周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拍賣平臺上碳排放配額交易收盤價的平均價格。就鋁材而言，由于中國鋁材的能耗水平的先進性，中國鋁產品碳排放因子優于歐盟同類產品碳排放因子，實際應繳納CBAM費用將為負值。也就是說，歐盟進口中國鋁材需給予反向補償，不知歐盟是否作好了被反噬準備。不過，也有人提醒，在CBAM碳邊境稅計算時，a將成為一個不確定性參數，存在被任意調節的可能性和不可預見的不透明性，出現（E1–E2×a）>0。由此，歐盟鋁產品高耗能所帶來的高排放，將隨歐盟產品免費配額比例的減少而被掩蓋。

　　第四個問題：歐盟的高耗能原材料應該實現自給平衡嗎？葛紅林表示，歐盟根據自身對高耗能產品的需求，首先應該做到自給自足的內循環，不應再希望由他國來幫助承接。若希望他國幫助承接，必須給予相應的碳排放補償。中國鋁工業向歐盟和其它國家出口電解鋁的歷史已經翻過，我們希望歐盟的電解鋁生產盡快地實現自給自足，如果歐盟企業愿意技術改造、節能減碳、降本增效，中方愿意提供最先進的解決方案。

　　葛紅林認為，這種不合理性不光對鋁產品存在，對鋼鐵產品也一樣。葛紅林表示，自己雖然離開寶鋼生產一線己經20多年，但十分關注鋼鐵工業的發展。他曾與鋼鐵業的朋友探討以下問題：進入新世紀，中囯鋼鐵工業不僅規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節能減排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突出表現在長流程的鋼鐵生產上，寶武等大多數鋼鐵企業的節能減排指標領先全球，歐盟怎么還想征收它們的碳關稅？朋友告訴他，當前，歐盟鋼鐵企業大多實現了從長流程轉向短流程的電爐生產，是拿歐盟短流程的碳排放作為對比，來征收碳稅。

　　面對此種說法，葛紅林只能回答：“今后中國向歐盟出口的鋼材，盡可能采用電爐鋼工藝的鋼材。”但他同時表示：“希望鋼鐵同仁們除了在節能減排上下功夫之外，也要在制定國際規則上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