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社會加速奔向“綠色未來”，鋼鐵行業也逐步駛入低碳轉型的深水區。面對加速推進的低碳轉型大潮，生命周期評價（LCA）與協同創新如同驅動巨輪前行的雙引擎，逐漸發展成為引領產業鏈綠色低碳躍遷的關鍵動力。

　　在7月9日—10日于山東青島召開的2025生命周期評價暨產業鏈協同創新發展大會上，“綠色溢價”成為聚光燈下的熱詞，發展LCA的深遠意義也引發了海外專家的熱烈探討。那么，當我們聚焦LCA時，究竟哪些方面更值得被深耕與關注？

　　“對于鋼鐵行業而言，生命周期評價至關重要，其建立了與下游客戶的關鍵聯系。”柏林工業大學教授馬蒂亞斯·芬克拜納（Matthias Finkbeiner）向《中國冶金報》記者表示，鋼鐵產品的應用領域極其廣泛，覆蓋汽車制造、建筑、包裝等諸多領域，而每個下游行業都可能擁有其自身執行生命周期評價的特定規則和方法。以汽車用鍍鋅鋼材為例，單噸產品的環境影響不僅存在于冶煉環節，還需追溯至鐵礦石開采、物流運輸、預處理加工等上游環節。

　　“這就要求我們建立跨行業的企業協作機制。鋼鐵生產企業需與原料供應商共同優化開采工藝（如減少低品位礦使用率）、改進選礦效率（減少能源損耗），通過產業鏈深度協同實現系統級碳減排。”在世界鋼鐵協會可持續發展總監克萊爾·布羅德本特（Clare Broadbent）看來，LCA建設更像是構建一個協同范圍更大的碳減排系統。

　　根據馬蒂亞斯·芬克拜納的觀點，鋼鐵的生命周期評價目前早已超越單純的成本考量，正逐步成為構建行業知識體系的關鍵紐帶。其核心價值在于深刻洞察產品在客戶價值鏈中的全周期影響，從而賦能企業與下游客戶建立深度協作機制，共同優化生態績效。當下，LCA數據角色正經歷根本性轉變——從滿足“合規要件”升級為影響采購決策與終端市場競爭力的“戰略剛需”。“這不僅是數據的積累，還是認知的躍升。執行層解決‘正確做事’（do things right）的問題，而LCA可以為其提供的是‘做正確事’（do the right things）的戰略羅盤。”馬蒂亞斯·芬克拜納認為，LCA為鋼鐵企業提供了“做正確事”的戰略支撐，其根本價值在于與客戶形成持續優化產品的“共同語言”，進而奠定“現代綠色供應鏈”的基石。

　　鋼鐵行業低碳轉型的緊迫性顯而易見。正因如此，當前涌現的眾多技術路線探索具有積極意義，這有助于我們最終篩選出最優解決方案。鋼鐵企業承擔著高昂的技術改造成本。與此同時，伴隨著成本的顯著攀升，下游用戶也陷入了“既要低碳，又難承高價”的兩難境地。

　　這種困境直接表現為暫時無法明確分擔的“綠色溢價”。幾乎所有低碳鋼鐵技術路線都面臨2倍~3倍的成本增量，對市場滲透產生影響。但這僅是競爭維度之一。正如實施碳消費稅國家的汽車市場所示：高排放車型雖初始購置成本低，卻需長期承擔更高稅費。這揭示了另一種邏輯——成本并非唯一決定因素，價值主張同樣關鍵。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人們選擇保時捷等高端汽車品牌時，考慮的從來不是價格。同樣的，保時捷也不會因為標注了‘低碳’標識而擔心顧客對于價格高產生顧慮。”馬蒂亞斯·芬克拜納表示，高端汽車品牌戰略具有啟發性，它們從不依賴低價競爭，而是構建融合環保性能、產品設計與品質的品牌價值。當“最佳產品”的內涵擴展至環保性能、設計美學與制造品質的多維體系時，純成本導向的市場策略便顯乏力。汽車市場存在天然分層效應，經濟型細分市場受價格制約，但高端汽車領域始終以技術、產品領導力為競爭內核。當然，減碳能力也必將深度融入品牌價值基因。目前仍有一些企業的戰略核心是成本驅動，即憑借低價優勢打開銷路。但必須認識到，市場同時存在價值驅動型競爭者，它們通過產品溢價而非價格競爭獲取市場份額。對成本導向型企業而言，當前轉型或許面臨陣痛，但若其能在現有賽道實現規模擴張，反而會強化既有戰略的有效性，形成更穩固的競爭壁壘。“這正是多元化市場生態的微妙之處，不同戰略路徑可在各自維度實現成功。當技術成熟與規模效應顯現時，成本壁壘將自然消解。此時，高端品牌的核心任務將是開啟新一輪技術迭代，而低碳環保正是這場價值競賽的關鍵賽道。”馬蒂亞斯·芬克拜納說。

　　“‘綠色溢價’到底該由誰買單？在我看來，談及溢價問題時，現在價值鏈上的每個參與方都在互相推諉，而我們需要的是組織市場體系的方法。這也存在一個難點，即公平競爭。我認為市場本身解決不了‘綠色溢價’的問題，但話說回來，政府會出臺大家都歡迎的激勵措施，但他們在解決分配問題時會加入自己的想法。”恒隆地產可持續發展副董事長約翰·哈夫納（John Haffner）表示，“我強調價格機制是因為只要價格合理，問題自然就能解決。如果社會不愿意為此買單，那他們就必須理解其中的取舍。”

　　馬蒂亞斯·芬克拜納則認為，解決“綠色溢價”問題的關建在于改變終端消費理念。“營造崇尚低碳的社會氛圍，增強全社會的低碳責任意識，讓消費者自愿為綠色商品支付額外費用，溢價自然在全產業鏈得到分攤。”他說。

　　同時，馬蒂亞斯·芬克拜納坦言，相關部門在談及增強這一社會共識時，還會不慎陷入另一種誤區。“在環保議題討論中，部分環保主義者常陷于‘負面敘事’。他們反復強調污染肆虐、氣候危機，繼而拋出種種禁令，諸如‘限制高能耗駕車出行’等。想必大家都清楚，說教式溝通是很難獲得社會認同的。試想，若以環保之名終日告誡民眾‘不可為這、不可為那’，誰會欣然接受？” 馬蒂亞斯·芬克拜納向《中國冶金報》記者展開解釋道，“以歐洲地區為例，過去環保僅是一種存在于青年群體之間的信念，如今卻成為富裕階層的價值選擇。擁有物質保障的人，更渴望為社會創造深層價值。正是這種驅動力，促使他們愿意為‘低碳’買單，既具備經濟承擔力，亦能實現精神滿足。環保絕非僅源于‘氣候變化毀滅人類社會’的恐懼驅動，還在于個體行動帶來的價值認同。”

　　在馬蒂亞斯·芬克拜納看來，這正如我們鐘情某些品牌源于情感聯結，選擇綠色產品同樣能建立這種正向聯結。

　　克萊爾·布羅德本特的觀點與此不謀而合。她表示，近年來，歐洲有機食品市場部分品類滲透率從2%躍升至了50%~60%便是明證。這一數據的增長不僅源于社會低碳環保意識的增強，還來自消費者對品質與有機食品口感的真實認可。

　　“我們進行生命周期評價，正是因為環保的概念里包含的遠不只‘減碳’。必須系統性地了解減碳舉措對其他環境指標，例如水耗、資源消耗、污染等，以及社會層面如勞工權益、社區影響產生的潛在后果。”克萊爾·布羅德本特表示，以汽車為例，僅計算汽車行駛中的排放是片面的，這忽略了制造、維護、能源生產等環節的累積影響。然而，環保挑戰不僅存在于技術和環境層面，還深入到經濟和社會行為領域。消費者行為本身就是一個關鍵問題。一方面是人類追求新穎、快速更新產品的欲望驅動著“過度消費”，另一方面是有限的環境承載力。這構成了根本性的矛盾。矛盾的化解需要更廣泛的產業鏈協作。材料本身創新的方向不應僅僅是追求更高端、更新奇的產品，還應聚焦于如何幫助下游用戶真正解決其面臨的挑戰。當然，增強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和環保意識也同等重要。

　　“我們要在發展中融入低碳化責任意識，讓每個人都意識到，正是我們的選擇和行為，共同塑造著環境影響。”克萊爾·布羅德本特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