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煉焦煤市場（呂梁，A9.5、S0.6、V20、G>90）平均價格上漲至2739元/噸，較2021年同期1637元/噸的均價上漲超67%。
?當前煉焦煤價格處于歷史高位，但考慮到產業鏈利潤分配的合理性、產業發展的持續性，這一居高不下的價格從長遠來看不可持續，未來必將在國家以及產業各方的協同努力下，逐步回歸至合理區間。
2022年上半年，我國鋼鐵行業整體負重前行。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1月—5月份，我國金屬礦業完成營業收入71933.3億元，完成營業利潤2867.6億元，行業利潤率4.0%，同比下降近27%。其中，黑色金屬行業整體利潤為1138.8億元，同比下降55.8%，行業利潤率僅為2.9%，當期全國金屬礦業利潤的貢獻不足40%。
在黑色金屬行業中，1月—5月份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營業收入為37533.6億元，行業利潤為802.0億元，利潤率僅為2.1%，利潤同比下降近65%；黑色金屬礦業實現營業收入2087.6億元，實現營業利潤336.8億元，行業利潤率為16.1%，利潤同比下降13.8%。同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共生產生鐵3.61億噸，同比下降5.9%；累計生產粗鋼4.35億噸，同比下降8.7%。
上半年，受不斷反復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國消費需求下降，我國鋼材下游消費市場整體弱行。截至6月30日，我國五大類鋼材品種以及鋼坯價格震蕩下行，最新價格已經基本下降至2020年末的價格水平。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截至6月30日，我國鋼材品種中，冷軋類鋼材價格同比降幅最大，超過8%；線材類鋼材價格同比降幅最小，只略高于2%（見表1）。
在鋼材價格相對疲軟而原料價格相對高漲的整體格局下，2022年上半年，我國鋼鐵行業利潤大幅縮水。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2022年1月—5月份，我國累計行業噸鋼利潤僅為184元，遠低于2021年411元的水平，僅高于2015年幾近全行業虧損狀態下的歷史低點（見圖1）。
那么，誰應為鋼鐵行業的虧損買單？原燃料是否為“罪魁禍首”？本文將對此展開深入分析。
上半年主要原燃料價格堅挺 導致鋼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
2022年上半年，我國鋼鐵行業生產所需的主要原燃料價格居高不下，推高鋼企生產成本，導致鋼企利潤偏薄乃至虧損。
市場統計數據顯示（見表2），今年上半年，普氏鐵礦石價格指數（CIF中國主要港口，干基，不含稅）平均價格為139.8美元/噸，較2021年同期180.0美元/噸的價格下跌超過22%。同期，我國硅錳市場（內蒙古，Mn60Si14）平均價格為7474元/噸，較2021年上半年6255元/噸的價格上漲超過19%。我國不銹鋼生產所必需的鎳（LME3個月，電子盤，收盤價）上半年均價為30153美元/噸，較2021年同期17463美元/噸的價格上漲近73%；高碳鉻鐵（Cr60C8）平均價格達到9250元/噸，較2021年同期8305元/噸的價格上漲超過11%。與此同時，中國焦炭、焦煤市場再現“盛宴”，今年上半年，中國市場焦炭（臨汾，準一級）平均價格為3240元/噸，較2021年同期2403元/噸的價格上漲近35%；煉焦煤市場（呂梁，A9.5、S0.6、V20、G>90）平均價格上漲至2739元/噸，較2021年同期1637元/噸的均價上漲超67%。
由于在鋼鐵長流程生產工藝中，每生產1噸粗鋼需要消耗1.6噸鐵礦石和約450千克焦炭，而其他燃料（如噴吹煤）、鐵合金量相對較少，因此，僅從數據漲跌情況上看，2022年上半年再次上演的“雙焦”“盛宴”，成為鋼企利潤下降的關鍵因素。
焦炭也在經歷壓產虧損的陣痛
按照上半年鐵礦石、焦炭及其他原料平均價格計算，2022年上半年我國鐵水平均成本約3360元/噸，由此粗略估算的上半年鋼坯平均成本為4050元/噸，折算含稅成本為4577元/噸，與上半年鋼坯市場售價基本相當。換言之，今年上半年，我國鋼鐵生產如按各環節獨立計算，粗鋼前的工序幾乎沒有利潤。同時，根據數據計算的2022年上半年噸粗鋼成本中，鐵礦石與焦炭的成本占比基本達到1∶1。由于鐵礦石在上半年“巧妙”地扮演了煉鋼原料中唯一價格下行的角色，焦炭成為備受詬病的品種，要求焦企降價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單獨從上半年焦炭（臨汾，準一級）價格變化來看（見圖2），確實焦炭超35%的價格漲幅推高了鋼企成本，但如果與煉焦煤的價格變化對比觀察的話，由于煉焦行業每生產1噸焦炭需要1.3噸的煉焦煤，按2022年上半年煉焦煤2739元/噸的平均價格計算，焦炭的生產成本應在3560元/噸，高于焦炭3240元/噸的市場價格，可見煉焦企業實際入不敷出。
從焦煤與焦炭的用量轉換比上看（見圖3），2022年上半年，我國煉焦行業焦煤比僅為1.18，遠低于1.3的行業標準。由于煉焦煤價格始終高企且漲幅超過焦炭，焦炭企業始終處于虧損或瀕臨虧損的狀態。據局部市場調研，目前國內部分中小焦企已經停產。
煉焦煤價格處于歷史高位 亟待回歸到合理范圍
能源保供穩價政策使得煤炭產量自2021年起或連續兩年創新高。自“十二五”以來，煤炭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加之2018年后，我國環保政策日趨嚴格，導致煤炭產量受到較大限制。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圖4），2010年我國煤炭產量為34.3億噸，2013年達到39.7億噸，2016年下降至34.1億噸，2020年恢復至38.4億噸。2021年以全球突發能源危機為背景，在國家能源保供穩價的政策導引下，我國煤炭產量增加至40.7億噸。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對2022年下半年的能源工作部署，2022年中國煤炭產量或創歷史峰值（在43億噸左右）。
數據顯示，“十三五”期間，全國累計退出煤礦5500處、退出落后煤炭產能10億噸/年以上，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全國煤炭供給質量顯著提高。截至2020年底，全國煤礦數量減少至4700處，而全國煤礦平均單井規模由每年35萬噸增加到每年110萬噸，增長214.3%。煤炭生產開發進一步向大型煤炭基地集中，目前我國14個大型煤炭基地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96.6%，8個主產省區原煤產量超億噸，僅山西、內蒙古兩省區的產量合計就接近55%。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我國在關鍵時刻迅速提產，保障能源供給安全。
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2015年后我國能源需求及消耗總量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能源消耗折合標準煤52.40億噸，較2020年增加2.6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5.2%（見圖5）。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發展和能源結構的不斷優化，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費比例持續降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圖6），2010年—2021年，全國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由近70%下降至56%左右。但是由于我國工業化進程較短及歷史能源結構的原因，2010年—2021年煤炭始終占據著我國能源消耗總量60%以上的份額。2021年下半年后，由歐洲天然氣危機引發的能源危機波及我國，在國家相關部委出臺的政策指導下，我國煤炭產量迅速增加。
煉焦煤屬于我國較為稀缺的煤炭品種，產量并未隨原煤炭產量同比例增長。煉焦煤包括氣煤、肥煤、焦煤、瘦煤，是煤變質作用的產物。在我國煤炭資源總量中，煉焦煤占比僅略高于25%；氣煤儲量約占煉焦煤總儲量的50%左右；優質煤種的主焦煤和肥煤合計占煉焦煤總儲量的35%左右。伴隨著我國鋼鐵工業長流程生產工藝對焦炭剛性需求的增長，我國煉焦煤需求量節節攀升。2006年前，我國還是煉焦煤的凈出口國，自2006年起，我國煉焦煤出口量大幅減少，而進口量則不斷上升至最高7500萬噸以上（見圖7）。
根據焦炭產量推算自2010年以來我國煉焦煤的需求量（見圖8），可以看出，自2010年以來的12年時間內，我國焦炭的年均產量為4.50億噸，折合煉焦煤需求量約5.85億噸/年。近5年的焦炭年均產量為4.6億噸，折合煉焦煤需求量5.95億噸/年，而近5年的焦煤進口量為年均6700萬噸，推算的國內煉焦煤供給量平均在5.3億噸/年左右。我國煉焦煤由于自然稟賦的限制，煉焦煤的提產產能有限，因而產量提升潛力弱于動力煤。
行業調查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煉焦煤（原煤）產量約為12.5億噸，僅較2020年增長了1%，落后于煤炭行業整體近6%的增長速度，按洗出率40%~50%（即2.2噸原煤洗出1噸精煤）的比例計算，2021年國內煉焦煤（精煤）產量僅5.6億噸左右，基本與2020年產量相當，增長僅數百萬噸。同時，從行業調研數據上看，目前我國煤炭新增產能中，煉焦煤新增產能僅3000萬噸原煤，折合煉焦煤精煤量1300萬噸左右。
我國鋼鐵生產工藝決定了粗鋼生產對焦炭保持著絕對數量的剛需。煉焦煤是煉焦的主要原料，疫情影響下的蒙古焦煤難以有效輸入，俄羅斯煉焦煤目前進口受到阻滯，我國不得不轉為國內焦煤采購為主，供給端與需求端不配套的局面容易刺激煉焦煤價格的上行（見圖9）。
根據2018年—2022年上半年分階段統計的均價看（見圖10），當前煉焦煤價格處于歷史高位，但考慮到產業鏈利潤分配的合理性、產業發展的持續性，這一居高不下的價格從長遠來看不可持續，未來必將在國家以及產業各方的協同努力下，逐步回歸至合理區間。
結語
焦炭（煉焦煤）與鐵礦石是我國鋼鐵企業長流程煉鋼工藝中的主要原料，目前在鋼鐵生產中的成本占比已經達到1∶1左右。鐵礦石價格的居高不下和煉焦煤價格的大幅上行，致使2022年上半年鋼企負重前行，目前大部分鋼企已呈虧損狀態。因此，面對整體形勢，產業鏈各方應增強大局意識，落實國家保供穩價要求，共同維護產業鏈健康發展。鋼鐵行業則應堅定信心，加強自律，形成合力，關注煉焦煤、焦炭行業價格趨勢，繼續壓降目前依然存在極高行業利潤率的鐵礦石、煉焦煤價格，降低生產成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確保我國鋼鐵行業乃至相關關聯行業平穩發展，達成國內相關行業互贏互惠、共同發展的目標。（左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