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傍晚，不同尋常。

　　1月4日17時20分，央行官網發布公告稱，為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優化流動性結構，降低融資成本，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1個百分點。其中，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別下調0.5個百分點；2019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不再續作。

　　2019年，第一次降準的靴子終于落地。

　　此次降準將釋放資金約1.5萬億元，凈釋放長期資金約8000億元。申萬宏源（港股00218）證券固定收益總部副總經理范為向時代周報記者指出，從短期看，本次降準是為緩解元旦后春節前的資金緊張局面，“元旦前后，國債逆回購收益率一直處于高位，峰值達到約20%。”而據華創證券團隊分析，綜合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到期情況、1月份繳稅大潮、春節取現需求、法定存款準備金上繳和地方債提前發行這五個因素來看，預計2019年春節前存在4萬億-4.5萬億元的流動性缺口。

　　從更為深遠的目的來看，此次降準意在對抗經濟下行壓力，實現穩增長。

　　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2019年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依然面臨下行壓力”。會議提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此次央行降準已經打響了2019年穩增長的第一槍。

　　“目前整個實體經濟較為脆弱，風險性有所加劇。作為國內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核心部門，央行和財政部勢必有所動作。”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丁建臣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實屬必然，而年內多次降準則是大勢所趨。我認為今年降準至少在三次以上。”

　　降準為何要分兩步走？

　　對此次降準，市場預測已久。實際上，2018年下半年以來，關于降準、降息的討論從沒停止過。彼時，市場對降息尚有不同意見，但對降準基本已達成共識，只是無法預計具體時間。

　　新年伊始，降準信號愈發明顯。

　　1月2日，央行發布公告稱，自2019年起，將惠普金融定向降準小型和微型企業貸款考核標準由“單戶授信小于500萬元”調整為“單戶授信小于1000萬元”；1月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連考察了中國銀行（港股03988）、工商銀行（港股01398）和建設銀行（港股00939）惠普金融部，并在銀保監會主持召開座談會時強調，要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進一步采取減稅降費措施，運用好全面降準、定向降準工具，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當天下午，央行就發布消息，決定降準。

　　與以往相比，央行此次降準分兩步進行的操作較為少見。對此，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降準政策分兩次實施，和春節前現金投放的節奏相適應，有利于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同時也兼顧了內外均衡，有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央行相關負責人在解釋此次全面降準時表示，此次降準屬于定向調控，并非大水漫灌，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并著重強調“（降準）有利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凸顯。2018年12月末連續公布的兩大數據再度說明這一壓力：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8%，為3年來首次；12月PMI數據自2016年7月以來首次跌破榮枯線，反映制造業景氣程度堪憂。多位專家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均指出，此次降準的最終指向仍是實體經濟。

　　“從中長期來看，此次降準更多還是為了穩定2019年的實體經濟。”范為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從后續預期的經濟數據來看，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進出口都有一定的下行壓力。此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對于釋放金融市場流動性、放松信貸（特別是民營企業信貸）、增強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信心都很有必要。”

　　“真正把錢用出去”

　　回顧2018年，央行共實施四次降準，“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一直都是關鍵詞。此外，自去年以來，央行還創立多種貨幣工具配合傳統工具使用，如2018年6月份擴大MLF擔保品范圍及定向支持“債轉股”、10月份設立民營企業債券融資工具、11月份設立股權融資支持工具以及去年年底創立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等。種種措施，都意在為民企和小微企業雪中送炭，解決其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宏觀目標與微觀感受之間的差距仍然不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去杠桿溢出效應等因素的影響下，結合宏觀數據分析，市場、金融機構和企業仍感覺貨幣流動性偏緊。“狹義貨幣M1，代表著企業單位的活期存款和流通中的現金等，這是活錢，而去年11月份的M1增速創下歷史新低，僅為1.5%；備受關注的M2增速為8%，也低于名義GDP增速0.7個百分點。”

　　“通過逆回購、SLF、MLF等工具，提供的都是短期資金，期限短、利息高。降準提供的則是利息低、期限長的資金，所以降準勢在必行。”徐洪才進一步解釋認為，“此外，降準也有利于改善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去年4月17日，央行決定定向降準一個百分點，釋放基礎貨幣1.3萬億元，對沖到期的9000億元，實際上凈投放4000億元，這就是在調整存量結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則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降準實施后最關鍵的一步，在于如何使合理充裕的流動性傳遞到微觀層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改善’貨幣傳導機制，而此前的表述為‘疏通’。這意味著要真正把錢用出去，但傳導過程必須通過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所以對金融機構來講，要改善傳導機制；對金融市場來講，要直接提高融資比例，這也是央行定向調控的最終目的：支持小微企業，服務實體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降準屬于結構性的，不可能是全面放水。”

　　貨幣政策擴張VS匯率、房價

　　2019年將是中國經濟以穩增長為主要目標的一年。業內多位人士預計，上半年將會有眾多逆周期政策的密集出臺，后續組合拳可能涉及貨幣、財政、產業政策等。

　　但如同硬幣的兩面，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會引起人民幣匯率貶值？

　　去年12月13日晚間，央行行長易綱出席《新浪·長安講壇》發表演講時表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下行周期，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條件，但也不能太寬松了，“要在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找到一個平衡點”。

　　平衡點究竟在哪里？其實易綱心中早有答案。在當天的論壇上，他進一步表示：當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產生矛盾時，就要以內部均衡為主，兼顧外部均衡，找到一個最優的平衡點。也就是說，當“穩經濟”和“穩匯率”無法統籌兼顧時，首先要以“穩經濟”為主，其次才考慮“穩匯率”。

　　因此，有關央行降準最完美的邏輯鏈，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生產率提高、真實匯率升值，人民幣匯率因而得以穩住。但央行有選擇降準的決定權，卻沒有能力決定將錢貸給誰，更沒有辦法要求資金流入高生產率的實體經濟之中—能否真正改善貨幣傳導機制成為個中關鍵。

　　趙錫軍向時代周報記者指出，從降準對匯率的直接影響來看，盡管目前美聯儲的收緊力度低于預期，但美元仍處于加息通道，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依舊存在；但從間接影響和心理因素來看，此次降準符合市場預期，如果能夠真正刺激消費、投資和外貿，通過經濟的穩定增長支撐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信心，也就能對沖前述的直接影響，“所以最終結果還是取決于三者的復雜角力。”

　　另外趙錫軍強調，改善貨幣傳導機制需要從多方面著手，“大型金融機構是否主動服務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市場是否愿意承接優質企業的債券和股票；從金融機構和市場到企業的投融資通道是否暢通高效？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關鍵。”

　　針對降準對房價的影響，同策咨詢研究中心總監張宏偉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表示，對于房地產行業來說，2019年，樓市調控仍是大基調，政策面已經對房企融資渠道設置了重重防火墻，“房企的資金面仍然會很緊張，樓市降價大趨勢不會改變。這從當前房企融資仍舊趨于緊張、并未受到太多利好就看得出來。

　　“業界預測未來可能還要降準三到四次，存在2%的降準空間。”丁建臣同時強調，“刺激經濟措施或需設置一個底線，也要防范新的風險，至少要觀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到底是能真正帶來強勁支持還是只緩解一時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