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臨近，為了應對春節期間的流動性需求，央行已有所行動。
1月16日，央行稱，目前仍處于稅期高峰，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下行較快，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開展5700億元逆回購操作。據悉，這是公開市場單日進行的最大規模逆回購操作。
具體而言，央行操作了7天逆回購3500億元、28天逆回購2200億元，當日有14天逆回購100億元到期，實現凈投放5600億元。
對此，中信證券(17.690, 0.05, 0.28%)首席固收分析師明明稱，繼15日降準釋放約5400億元資金后，央行16日開展大額流動性投放，提前約20天進入春節投放季。
“放錢在預料之中，但是這么大量是沒有預期到的。”一位華中地區農商行交易員稱，“投放前，資金面與昨天（1月15日）下午差不多，稍微偏緊，隔夜在2.4%，7天在2.6%。投放后，市場變得寬松，隔夜在2.2%-2.3%，2.4%-2.5%。”
而央行的調控方向，央行副行長朱鶴新近日在出席國新辦新聞發布會時或有所透露。他表示，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強化逆周期調節，進一步增強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和針對性，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信貸和社融規模合理增長，促進經濟金融良性循環。同時在這個基礎上，穩定好宏觀杠桿率。
應對春節流動性需求
一般而言，春節期間有大量取現需求，會擾動市場流動性。
據中國銀行(3.520, 0.00, 0.00%)國際金融研究所李赫測算，2019年1月資金缺口約在3.5萬億左右，具體包括四個部分：企業和居民對現金的需求（1.5萬億）、1月財政存款上繳國庫（5000億）、地方政府債券提前發行（2000億）、前期央行政策工具到期（1.3萬億）。
為應對流動性波動，央行1月4日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中1月15日和25日分別下調0.5個百分點，共計釋放資金1.5萬億元。與此同時，本周以來，央行公開市場連續凈投放資金。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1月14日央行投放1000億，15日凈投放1800億，尤其是16日超量投放5700億，這一規模創下歷史高點。三天合計投放8500億，凈投放7600億。根據央行相關表述，凈投放原因主要在于1月份是稅收大月，目前已進入稅收高峰期。
明明認為，央行在春節前20天左右開啟大額投放窗口，以公開市場操作+降準的短期和長期投放相結合的形式維護資金面平穩跨年，大概率不再推出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CRA）和臨時流動性便利（TLF）工具，公開市場操作的期限較為豐富，操作將更加靈活和有針對性。“當前貨幣政策取向與2016年更為接近，春節前的流動性投放安排也更為接近。”
回顧過往，央行一般在春節前約20天展開流動性安排。
如2016年春節為2月8日，當年1月19日央行啟動28天逆回購操作，實現4050億元投放，1月21日再次加大投放，當天凈投放5375億元；2017年春節為1月28日，當年1月9日央行重啟流動性凈投放，以28天逆回購操作為主；2018年春節為2月16日，當年1月25日降準釋放4500億元。
此外，央行還在2017年1月20日創設了TLF，2018年2月9日央行開展CRA，以滿足春節期間流動性需求。
資金面恢復寬松
央行大量投放資金，無疑會對資金市場帶來擾動。
1月16日早上，隔夜融出偏少，在公開市場操作公告之后，超預期的投放使得資金供給大量增加，各期限融出均非常積極，7至14天價格略有回落，跨春節價格平穩。
一位資金交易人士稱，逆回購超預期投放，資金面恢復寬松。具體來看，存款類機構質押式回購利率DR001上漲4BP至2.28%，DR007下行3BP至2.61%，DR1M下行4BP至2.85%。
值得一提的是，元旦剛結束時，資金利率快速下行。
1月8日，DR001下行至1.43%左右，DR007下行至2.3%，與政策利率形成倒掛。每當利率出現倒掛，便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貨幣政策傳導不暢，資金堆積在銀行間。
這種觀點存在一定道理，畢竟銀行投放需要時間，過程中也確實會受傳導因素影響。不過事實證明，本次利率倒掛更多是“節后綜合征”，之后隨著資金回籠等因素影響，利率快速回歸了正常。
朱鶴新稱，打通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后一公里”，最關鍵的一環是怎么進一步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目前央行正會同有關部門加快打通環節，提高效率。一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二是要解決資金成本問題，三是解決資本約束問題，四是做好風險防范。
一位華中地區支行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央行、銀保監都對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做了一些措施，如定向降準、提高小微貸款不良容忍度等，這些對銀行增加投放有一定作用。但從銀行角度來說，最終還是要看效益，貸款放出去能否收回來很關鍵，這就需要企業能有好的發展環境和前景，因此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除了要貨幣和監管支持外，還要減稅、降費，刺激消費。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市場普遍認為的貨幣政策傳導受阻，與貨幣政策框架和政策利率設計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在目前的宏觀形勢和體制下，不論是采用數量型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框架等，都會出現民營企業融資難度加大的問題。
馬駿認為，這是我國面臨經濟周期下行、去杠桿措施的溢出效應以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非中性競爭體制三個問題疊加所導致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