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以來，我國宏觀政策有著清晰明確的目標與邏輯。一方面，通過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應對當下的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對外開放，釋放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得益于明晰而有定力的宏觀政策，市場信心明顯提升，一季度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好于預期，開局良好。

　　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宏觀政策保持定力利于廓清迷霧，引領經濟實現長期平穩發展。

　　逆周期調節助力穩增長

　　去年上半年，受內外部因素交織影響，市場信心一度遭受打擊，投資風險偏好快速下降，債券違約、P2P跑路、股權質押爆倉等一系列信用風險事件接連爆發，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再度嚴峻。面對經濟短期面臨的下行壓力，宏觀政策及時調整應對，明確“六穩”目標，著力改善民企融資環境。

　　在此背景下，宏觀政策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尤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擔當起此輪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排頭兵”，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力度可謂空前，更多企業享受到減稅紅利。

　　江蘇求實特種模具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定杰透露，今年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范圍再擴大，公司得以享受小微企業優惠，所得稅應納稅額降幅達到71.2%。去年增值稅繳納253萬元，今年4月1日開始實行新的增值稅減稅政策后預計可省48萬元左右。

　　“及時的減稅政策讓資金活起來了，去年140萬凈利潤，加上今年減稅預計省出的74萬，全部用于投入裝備更新，公司今年準備投入300萬引進高端設備。”楊定杰稱。

　　積極的財政政策離不開穩健的貨幣政策配合。此輪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與以往經濟刺激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貨幣政策不再充當“急先鋒”。年初實施全面降準釋放流動性1.5萬億，但央行前四個月通過公開市場回籠的資金規模高于這一規模，綜合看依舊是凈回籠資金，貨幣市場利率中樞逐漸上移，說明寬松的貨幣環境有限度，并非“大水漫灌”。

　　盡管一季度經濟運行開局良好，但當前經濟依然穩中有變、變中有憂。近期公布的諸多4月宏觀數據不及預期，就說明經濟下行壓力依舊不小。分析普遍認為，逆周期調節助力穩增長的政策定力不會改變，宏觀政策將根據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形勢、新變化相機決策，適時預調微調。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當前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空間主要在擴張性財政政策，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還有很大的缺口，如城市地下管廊、垃圾圍城改造、水污染治理等，貨幣政策在目前階段應該起輔助作用而非主導作用。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也對記者表示，2012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變得易冷難熱，市場內生的經濟增長動力變弱，市場內生的廣義信貸擴張動力變弱。這種環境下，目前的宏觀政策還是要“穩”字當頭，貨幣政策可松可緊的時候選擇觀望更安全，需要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維持政策利率在較低水平。因此，貨幣政策變調為時尚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內涵不斷豐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引領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牽引器，自2015年首次提出至今，其內涵在不斷深化中豐富，每年的側重點各有不同。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補”，2016年強調“繼續深化”，2017年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2018年提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新導向，并在今年初提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要求。

　　過去三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實體經濟領域成效突出，如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民企創造更平等的營商環境，國企混改批量落地等。

　　與此相輔相成的是政府職能的持續改進，簡政放權進一步深化，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

　　進入2019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聚焦實體經濟的同時進一步擴容到金融領域。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新亮點，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將其稱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升級版中的關鍵”。

　　按照楊偉民的解釋，當前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不再局限于“三去一降一補”，還包括減稅降費、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按照競爭中性原則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等，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領域改革走深走實，防止改革空轉、企業無感。至于金融領域，則重點要調整三大結構：一是市場結構，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二是銀行結構，增強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業務比重；三是產品結構，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

　　聚焦到金融領域，針對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格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目的在于建立廣覆蓋、多層次的融資體系，實現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有效融資供給。光大信托總裁閆桂軍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我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結構性的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度，中小企業在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同時，大型央企等國企又往往享受了過多的金融資源，甚至一些非金融主業的央企也在從事著大量金融業務。

　　“金融與經濟是共生共榮的關系，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實現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的普惠，將金融機構從高度同質化的競爭中解放出來。”閆桂軍稱，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根本上要靠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實現金融機構類型和金融產品的廣覆蓋、有差異。科創型中小企業，要靠PE、VC等風險投資，制造業中小企業，則要靠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高收益債券市場等。

　　堅定不移以開放促改革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春風化雨，對外開放始終是我國堅持的基本國策。從興辦經濟特區，積極利用外商投資，到加入世貿組織，實施自貿區戰略，再到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的實踐，創造了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的奇跡和典范。站在激蕩變革的當下，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從官方多次表態看，堅定不移地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一項重要的既定政策，并不會因為短期的內外部形勢變化而調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強調，下一步，中國將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擴大開放的舉措，是根據中國改革發展客觀需要作出的自主選擇，這有利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今年以來，我國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力度加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知識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外商投資法》獲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成為我國第一部外商投資領域統一的基礎性法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公布擬推出的12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新舉措等。

　　國家外匯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表示，《外商投資法》的出臺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營造穩定、公開、透明、可預期和公平競爭的環境，有利于促進外商投資。同時，金融市場開放穩步推進，二季度以后國內債市和股市納入國際主流指數的實際力度會進一步加大。此外，隨著我們自身實力的提高和國際化發展的需要，我國市場主體境外投資的合理需求持續存在，也會得到有效滿足。所以，無論從資金流入角度還是流出角度看，全方位對外開放均為跨境投資均衡發展提供很好的政策基礎，開放是雙向的。

　　對外開放的大門敞開，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2018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等外來投資累計凈增加4838億美元，連續第三年回升，規模已恢復至歷史較高水平；今年一季度，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流入繼續有所上升，其中，境外機構凈買入債券和上市股票的金額分別是95億美元和194億美元。

　　4月人民幣債券正式加入首個國際主流債券指數——彭博巴克萊綜合債券指數。有分析預計，考慮中長期效應，不僅僅是追蹤全球三大主流指數的資產會對中國債券進行配置，主權財富基金等資金也會進入國內債券市場，在中長期內有望帶來0.5萬億~1萬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彭博中國總裁李冰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決定將人民幣債券納入彭博指數并非公司單方面決定，而是背靠彭博指數顧問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諸多國際大型投資機構，如果這些境外投資者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沒信心、不認可的話，人民幣債券也不會順利納入彭博指數。“可以說，是全市場投票決定了人民幣可以納入彭博指數，這是對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真金白銀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