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重組一直是鋼鐵行業的重要話題之一。每逢行業效益不好，或是談論行業發展前景時，兼并重組往往被視為實現發展目標或是走出困境的重要手段，因而被寄予厚望。若是兼并重組遲遲未見動作，期盼早日落地者眾；但若是兼并重組之后，行業或企業效益再現低迷，亦會有一批失望者。
多數行業步入成熟期，都會有個產業集中度提升的過程。優質企業的內涵式增長和龍頭企業的外延式擴張是實現產業集中度提升的兩大途徑。兼并重組就是外延式擴張的核心載體，其出現有必然性。然而，在筆者看來，雖然兼并重組能解決一些問題，并為另外一些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但解決不了行業和企業的所有問題，也可能引發一些新問題。
減少對“兼并重組”認識的誤區
筆者認為，鋼鐵行業應理性看待兼并重組，減少認識上的誤區。
一是兼并重組的效果不確定性更大。相較于內涵式增長，兼并重組呈現大開大合特征。內涵式增長主要是企業內部各類資源的整合，運營模式本身很少發生變化，復制性、可控性強。如果套用資本市場估值評價體系，屬于標準的1倍PB估值（即市凈率，計算公式為公司市值/凈資產）擴張。兼并重組則完全是整合外部資源，被整合對象往往面臨運營管控模式的變化，可控性弱。同時，收購估值也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折價收購，PB估值低于1，整合超預期，則被整合對象的盈利和估值雙提升；反之如果溢價收購，PB估值高于1，整合不及預期，則面臨盈利和估值“雙殺”。
二是兼并重組改變不了鋼鐵行業的重周期屬性。鋼鐵行業是周期性較強的行業。即便供給端集中度較高，供給彈性較大，但在遭遇需求大幅下行時，行業盈利仍會大幅承壓。2022年以來的鋼鐵行業便是如此，隨著房地產行業景氣度大幅下行，建筑類鋼材需求大幅下降，雖然制造業用鋼需求仍有增長，但行業還是從之前的盈利狀態陷入微利虧損。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供給格局更優的水泥行業上。不過，簡單對比水泥行業和鋼鐵行業的表現可以發現，房地產行業下行對水泥需求的沖擊要大于鋼鐵，水泥行業盈利下滑的幅度卻小于鋼鐵，這說明，通過提升產業集中度，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增強行業抗風險能力。
以國別來論，即便是經過兼并重組，日韓和部分歐洲國家鋼鐵產業集中度已然很高，龍頭鋼企對其國內市場的控制力很強，但也無法實現盈利的持續穩定。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單一國別的高集中度并不能抵御全球市場變化帶來的沖擊。
三是集中度提升可能需要經過多輪兼并重組。這一點尤其適用于中國，此前，全球最大產鋼國最大生產規模不過2億噸，但中國將這一上限提升至超10億噸，而單一鋼廠有效規模并未提升，全球范圍內幾乎看不到單體超過2000萬噸產能的鋼廠。這意味著要達到同樣的集中度水平，中國要進行更大規模、更多輪的兼并重組。
四是不同兼并重組推動者的路徑選擇有所不同，沒有普適性模板。中國鋼鐵行業不僅規模大，而且參與者類型多樣，既有自1949年就存在的國企、央企，又有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民企，還有一些經過多次身份變更的鋼企。在進行兼并重組時，國企、央企自上而下的特征更為明顯，如寶武和鞍鋼的一系列整合便是如此。而民企推動整合時更多從經濟效益角度出發，如建龍集團進行的多數是小而美的整合。中信特鋼早期是鄉鎮企業，后變成為中外合資企業，再成為國企，其自身發展過程中開展的一系列整合更多是從產能、布局、品種擴張角度出發。可見，兼并重組并沒有完全相同的“套路”和模板，不同主體會有不同的出發點和側重點。
合理評價鋼鐵兼并重組
中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也呼喚更高質量的兼并重組。兼并重組如同一場外科手術，手術過程固然非常重要，術后恢復治療亦非常關鍵。筆者認為，面對當前鋼鐵行業形勢下滑的大趨勢，尤其應當合理評價兼并重組的效果。
一是經濟效益。任何企業的兼并重組行為均有很強的經濟效益動機。也因此，經濟效益始終是評價鋼鐵企業兼并重組效果的一項重要標準。但考慮到兼并重組的效果不確定性大，鋼鐵行業業績周期波動性大，對鋼鐵企業兼并重組效果的評價，不僅要看某一具體時點的績效，更要從完整的行業周期和兼并重組后改善時間的維度來評價。
二是前后對標。考慮到鋼鐵行業集中度的提升可能需要經歷多輪兼并重組，在評價每輪兼并重組時，也要看其與之前的兼并重組，尤其是前一輪兼并重組相比，有無實質性的提升，既要看其解決了哪些問題，也要看其為解決哪些問題創造了條件。
三是考慮主體差異。在評價整合效果時，也應考慮不同兼并重組推動者路徑的差異。如評價鋼鐵央企、國企兼并重組效果時，對于國企整合的探索和貢獻，以及產業鏈縱向議價能力和控制力的提升也應是評價關注點。
總體而言，微觀效率是整合取得成功的關鍵落腳點。就鋼鐵行業而言，就是單個工廠、單條產線、單個品種運營效率更高，經濟效益更好。多數微觀個體有效率，宏觀整體就會有效益。
中國鋼鐵行業發展至今，整體效率在全球已處于領先地位。寶武的寶山基地，中信泰富特鋼興澄特鋼、方大特鋼、華菱鋼鐵、南鋼股份以及建龍等均有大量微觀層面的效率體現，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落到實處便會有更高的微觀效率。同時，企業也應該用好、探索好、實踐好國資國企改革賦予微觀主體經營上的各類權利，將其作為提高微觀效率的一個重要來源。
